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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，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，美国右派掀起了反华浪潮，其中主要的指责之一是中国窃取了美国核武器的技术。美国情报机构断定，中国显然已经把核弹头微型化，而中国人不可能发明这种技术，除非是从美国偷。可他们找不到中国偷窃技术的根据。于是，华裔核科学家李文和先生就成了美国情报机构邀功请赏的替罪羊。李先生并不研究武器设计。就武器设计而言，他是个外行。在1999年底，他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了，而且立即被开除出了他工作了20多年的实验室，还丧失了退休金。美国联邦调查局威胁说，如果他不“承认”为中国做间谍，就要像处死罗森伯格一样用电椅处死他（罗森伯格夫妇1951年因向苏联提供美国核技术机密而被捕，1953年被双双处死）。李文和被关押在一个单独的牢房，牢房没有窗户，灯是永远开着的，夜里也不会熄灭。他在牢里还要戴上手铐和脚镣，还经常挨饿。李文和自己感到，政府知道他不是间谍，也无法接触敏感信息，所以想逼他自杀，把案子坐实。他因此早就提前声明，自己绝不会自杀。新世纪更替的2000年元旦，他是独自一人在囚室度过的。在被关押了九个多月之后，他终于被迫承认一些轻微的过错，说明美国政府抓他有理，这样才换取了出狱。他的“过错”是什么？就是把一些数据下载到个人计算机里。那些数据是公共信息，丝毫没有敏感性，不过代表一个程序员的正常工作，实验室里人人都这么做。现在，李先生依然认同美国，在个人网站上发起了签名运动，期待美国总统向他道歉，期望美国政府向他道歉，从而能赔偿他失去工作的损失。然而，在他新出版的自传里，他却这样写道：

卢拉近日在巴西南部的多场集会中表示，他所面临的指控等同于政治迫害，旨在阻止他再次参选总统。而卢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近来也不时发生冲突，为应对双方冲突，警方一度动用催泪瓦斯、发射橡皮子弹驱散人群。卢拉2003年至2010年期间出任巴西总统，在资源类商品国际市场价格高企时期引领巴西经济高速发展，离任时其民意支持率颇高。卢拉去年宣布参加2018年总统大选，他在竞选初期所有民意调查中领跑，不过除了现有诉讼及其上诉，他还面临另外6场涉腐案司法审理。（海外网 张申）

险资权益类投资比例不到25%记者了解到，关于“险资权益投资比例拟提升至40%”，目前并未有正式政策，若确认必然是一大利好。但从险资的足迹来看，其对权益类资产投资还是抱着审慎的态度。实际上，别说40%的权益投资比例，目前保险资金的运用连30%的上限也远未达到。华创证券研报数据显示，目前保险公司投资资产中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为70%至80%；权益类投资占比较小，在15%至25%之间。

她分析称，风险层面看，企业债务的影响更大，当前，中国企业债暴雷不断，对市场信心有比较大的影响，而美国是有国际储备货币优势的国家，尽管积累的非常大的债务，但是其中的风险似乎并没有对市场引起很大的振动，“从风险看，这种政府债务的风险似乎被弱化了”。

随后，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见到了一位80多岁的老人，她也是研究所的工人，已经退休多年，当年和高俊芳是同事。在自家院子前，她回忆起了三十多年前的研究所和当时的普通出纳高俊芳。“现在高俊芳公司所在的地方，最开始是我们所在那里盖的楼，当年那里是农村，庄稼地，当时我们所长是张嘉铭，他说研究所都要往那儿搬，后来那里厂区建成之后，高俊芳就不在我们这了，她用大汽车来把所里的机器都拉过去了，也走了一部分员工。那时候的说法是，我们还是一家子，不分你我的。到了2001年吧，高俊芳就跟我们脱离关系了，她把我们甩了。”

为中国宇宙飞船事业献身的这群年轻人“成功”吗？也许成功，也许不成功。也许有些将来成功，有些连将来也不算成功。我想起了我国“两弹一星”的元勋之一任新民院士。他生于1915年，是安徽人。他在美国读了机械工程学博士，然后去一所美国大学当讲师。如果没有新中国的建立，他也许就这样生活下去了，过一种平静的美国生活。1949年，像那个时期的许多留美学生一样，34岁的任新民先生也赶回来建设新中国，为祖国出力。他很快就成为我国远程导弹的材料专家，负责设计制造了“长征一号”，就是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卫星的那枚火箭。1985年，任先生70岁了，因为得到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，他的贡献才为人所知。1995年，他80岁了，得到了“全国先进工作者”称号。在他85岁时，国家向他颁发了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和“航天奖”。然而，他说，“航天事业是集体的事业，个人的作用很小，很小”。是啊，我记得其他著名的“两弹一星”元勋也说过类似的话，而且举出了很生动的例子。任新民院士今年90岁。在他70岁以前，没什么人知道他的所谓“成功”。